哲学是美好的。一个人的哲学修养，标志着他的文化品位；一个民族的哲学理论思维如何，关系到她的前途命运。马克思称有价值的哲学犹如“闪电”，犹如“头脑”，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黑格尔曾把哲学喻比为“庙里的神”。他说，如果没有哲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一样。”（《逻辑学》上卷第2页，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所以，崇尚美好的人们，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的，总要有发自内心世界的哲学精神向往和哲学理性的追求。德性同样也是美好的。中国是具有上下五千年悠久文化传统的礼仪之邦，追求德性完美始终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导向。这可以从论证德性之根本的三个重要命题得到证明：德者，国之基也；德者，人之性也；德者，智之帅也。不难看出，就一般意义上讲，哲学与人的德性修养无疑存在诸多相互观照和贯通的关系。
哲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常新的学问。如果我们不想把它滞留在哲学家的书本里和课堂上，而是以一种时代精神的精华，直面世界，直面社会，直面人生，直面我们的精神家园，它就会对人们的德性修养及其系统构筑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首先，哲学为人的德性修养提供系统的世界观指导。人类的思想史表明，任何时代都有自己的哲学。但从根本上说，任何时代的哲学都是一种世界观理论体系。古人云，“形而上者谓之道”。“道”是什么？“道”就是一种世界观。而“道德”，则意味着德性修养是以“道”为前提基础的。音乐大师贝多芬曾这样说过：“哲学是带电本质的结晶；哲学的目标是寻求一个具有基本原理的基础，头脑是需要借助于哲学才能达到崇高境界的。”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哲学世界观以人的实践—认识为枢，以人与世界的关系为经纬，解决的是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理论把握问题。这种“现实世界”显然既不是玄妙的天国，也不是骇人的地狱，而是活生生地存活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里。譬如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之见，人与世界的关系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精神以及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但归根到底是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因为社会是人的存在方式；而人或社会从世界中分化出来，实质是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由此，自然界的物质先在性是无可置疑的。人类实践以及在实践基础上产生的认识的不断进步发展，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它也同时证明：人类社会是以自身的实践和认识反观世界的。只有人类实践和认识所能波及的世界，对于人类说来才是现实世界；相反，有待于人类不断开发和证实的世界，虽然也是客观存在，但对于社会发展各阶段上的“当下时期”的人类说来，却只具有现实可能性或者抽象可能性，即只是一种可能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称“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8页、122页）。这无疑是一种宏大而深邃的世界观。以这样一种世界观为指导，人的德性修养就不会是祈求神灵的，也不会是脱离实际生活的，而是以火热的实践生活为基础，以社会进步和人民福祉为己任，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情壮志，儒雅诚信、刚直不阿。
其次，哲学为人的德性修养提供时代的思维方式。人类历史上每一民族每一时代都有居支配地位的主流思维方式。古希腊人善于从整体上、从事物的流变方面思考问题；中世纪的欧洲人习惯于从“原罪说”看待人间的苦难；由于受科学发展阶段等因素的影响，近代欧洲人更易于机械地、“分析”地认识事物；而在中国古代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样式，则是伦理纲常、“家国一体”。这当然有深刻的经济、文化、社会、历史乃至自然条件等诸种根源，但直接原因是时代哲学所提供的思维方式。哲学首先是一种世界观，但同时也是一个方法论，即是一种思维方式。哲学世界观与人们的思维方式之所以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主要因为任何世界观的发生都是因应实践需要的产物，因而世界观本身就蕴涵着向思维方式转化的内在根据和趋势。同时，理论本身并不是认识的最终目的，理论的价值全在于应用。有人说，有些理论认识源出于人们的兴趣。的确如此。但满足兴趣的需要，也是一种目的性存在。所以，理论世界观在运行发展中必然要转化为人们思考问题的理性工具，即一定的思维方式。而且，由于实践过程的固化效应，思维方式对于人们精神世界的影响更为直接、更为深远。恩格斯在谈到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时曾指出，“十八世纪的法国人也几乎全部都为这种思维方法所支配”。他又说：“正如资产阶级在反对贵族的斗争中一度按照传统抱有神学世界观一样，无产阶级起初也从敌人那里学会了法学的思维方式，并从中寻找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3页；第21卷第546页）由此可知思维方式与人们思想意识内在关联的必然性。人类思想史表明，对于人的德性系统构筑，思维方式的作用就更为突出。这是因为，人的德性修养原本就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系统构筑则更依赖于特定的思维法则。从深层次讲，人的德性修养有两个来源：一是对于生活实践感悟、反思的凝结和筛定；二是对于历史文化的选择和积淀，但无论何种来源的思想材料、思维要素，都需要通过一定方式方法把它们整合起来；就是说，人脑这个“思想加工厂”生产操作过程也必须有一定“游戏规则”，即思维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人的德性系统构筑。
再次，哲学为人的德性修养提供慎思高远的人生信念。从某种意义上看，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都要以一定人生观的形式显现出来。因为，任何思想、理论和观念都是“为我”的，即导源于人的实践或认识的需求，都被注入了或寄托了人生的理想、信念和追求，因而也就具有了人生观的意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就曾指出：“哲学者，笼统地说，就是论理想的东西。”他又说，“哲学可以帮助我们得到一个注意于远大的观念，……这于人生修养上有益。”（《李大钊文集》第345、635页）这实际道出了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的真谛。当代著名哲学家贺麟也指出：“哲学是一种学养。哲学的探究是一种以学术培养品格，以真理指导行为的努力。哲学之真与艺术之美、道德之善同是一种文化，一种价值，一种精神活动，一种使人生高清而有意义所不可缺的要素。”“所以哲学若果要有生命的话，是应该与大众见面的；大众若果要过有意义的生活的话，也应该设法与哲学亲近的。”（《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第120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梁启超说：“中国哲学以研究人类为出发点，最主要的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怎样才算一个人？”（《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第48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冯友兰先生讲得也很明白具体：哲学一直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本”，“通过哲学而熟悉的更高价值，……在未来的世界，人类将要以哲学代宗教，这是与中国传统相合的。人不一定应当是宗教的，但是他一定应当是哲学的。”“每个人都要学哲学，正像西方人都要进教堂。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中国哲学简史》第1、4—5、9—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正是基于上述理解，冯友兰提出，他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而宇宙论的产生，是因为宇宙是人生的背景，是人生戏剧演出的舞台。知识论的出现，是因为思想本身就是知识。由此他进一步提出，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任务不是增加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参见孙正聿《哲学导论》第2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这也就是说：“哲学本身正是人的精神的故乡。”（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159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哲学是美好的。一个人的哲学修养，标志着他的文化品位；一个民族的哲学理论思维如何，关系到她的前途命运。马克思称有价值的哲学犹如“闪电”，犹如“头脑”，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黑格尔曾把哲学喻比为“庙里的神”。他说，如果没有哲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一样。”（《逻辑学》上卷第2页，商务印书馆1966年版）所以，崇尚美好的人们，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的，总要有发自内心世界的哲学精神向往和哲学理性的追求。德性同样也是美好的。中国是具有上下五千年悠久文化传统的礼仪之邦，追求德性完美始终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导向。这可以从论证德性之根本的三个重要命题得到证明：德者，国之基也；德者，人之性也；德者，智之帅也。不难看出，就一般意义上讲，哲学与人的德性修养无疑存在诸多相互观照和贯通的关系。
哲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常新的学问。如果我们不想把它滞留在哲学家的书本里和课堂上，而是以一种时代精神的精华，直面世界，直面社会，直面人生，直面我们的精神家园，它就会对人们的德性修养及其系统构筑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首先，哲学为人的德性修养提供系统的世界观指导。人类的思想史表明，任何时代都有自己的哲学。但从根本上说，任何时代的哲学都是一种世界观理论体系。古人云，“形而上者谓之道”。“道”是什么？“道”就是一种世界观。而“道德”，则意味着德性修养是以“道”为前提基础的。音乐大师贝多芬曾这样说过：“哲学是带电本质的结晶；哲学的目标是寻求一个具有基本原理的基础，头脑是需要借助于哲学才能达到崇高境界的。”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哲学世界观以人的实践—认识为枢，以人与世界的关系为经纬，解决的是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理论把握问题。这种“现实世界”显然既不是玄妙的天国，也不是骇人的地狱，而是活生生地存活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里。譬如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之见，人与世界的关系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精神以及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但归根到底是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因为社会是人的存在方式；而人或社会从世界中分化出来，实质是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由此，自然界的物质先在性是无可置疑的。人类实践以及在实践基础上产生的认识的不断进步发展，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它也同时证明：人类社会是以自身的实践和认识反观世界的。只有人类实践和认识所能波及的世界，对于人类说来才是现实世界；相反，有待于人类不断开发和证实的世界，虽然也是客观存在，但对于社会发展各阶段上的“当下时期”的人类说来，却只具有现实可能性或者抽象可能性，即只是一种可能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称“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8页、122页）。这无疑是一种宏大而深邃的世界观。以这样一种世界观为指导，人的德性修养就不会是祈求神灵的，也不会是脱离实际生活的，而是以火热的实践生活为基础，以社会进步和人民福祉为己任，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情壮志，儒雅诚信、刚直不阿。
其次，哲学为人的德性修养提供时代的思维方式。人类历史上每一民族每一时代都有居支配地位的主流思维方式。古希腊人善于从整体上、从事物的流变方面思考问题；中世纪的欧洲人习惯于从“原罪说”看待人间的苦难；由于受科学发展阶段等因素的影响，近代欧洲人更易于机械地、“分析”地认识事物；而在中国古代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样式，则是伦理纲常、“家国一体”。这当然有深刻的经济、文化、社会、历史乃至自然条件等诸种根源，但直接原因是时代哲学所提供的思维方式。哲学首先是一种世界观，但同时也是一个方法论，即是一种思维方式。哲学世界观与人们的思维方式之所以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主要因为任何世界观的发生都是因应实践需要的产物，因而世界观本身就蕴涵着向思维方式转化的内在根据和趋势。同时，理论本身并不是认识的最终目的，理论的价值全在于应用。有人说，有些理论认识源出于人们的兴趣。的确如此。但满足兴趣的需要，也是一种目的性存在。所以，理论世界观在运行发展中必然要转化为人们思考问题的理性工具，即一定的思维方式。而且，由于实践过程的固化效应，思维方式对于人们精神世界的影响更为直接、更为深远。恩格斯在谈到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时曾指出，“十八世纪的法国人也几乎全部都为这种思维方法所支配”。他又说：“正如资产阶级在反对贵族的斗争中一度按照传统抱有神学世界观一样，无产阶级起初也从敌人那里学会了法学的思维方式，并从中寻找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3页；第21卷第546页）由此可知思维方式与人们思想意识内在关联的必然性。人类思想史表明，对于人的德性系统构筑，思维方式的作用就更为突出。这是因为，人的德性修养原本就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其系统构筑则更依赖于特定的思维法则。从深层次讲，人的德性修养有两个来源：一是对于生活实践感悟、反思的凝结和筛定；二是对于历史文化的选择和积淀，但无论何种来源的思想材料、思维要素，都需要通过一定方式方法把它们整合起来；就是说，人脑这个“思想加工厂”生产操作过程也必须有一定“游戏规则”，即思维方式。只有这样，才能完成人的德性系统构筑。
再次，哲学为人的德性修养提供慎思高远的人生信念。从某种意义上看，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都要以一定人生观的形式显现出来。因为，任何思想、理论和观念都是“为我”的，即导源于人的实践或认识的需求，都被注入了或寄托了人生的理想、信念和追求，因而也就具有了人生观的意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就曾指出：“哲学者，笼统地说，就是论理想的东西。”他又说，“哲学可以帮助我们得到一个注意于远大的观念，……这于人生修养上有益。”（《李大钊文集》第345、635页）这实际道出了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的真谛。当代著名哲学家贺麟也指出：“哲学是一种学养。哲学的探究是一种以学术培养品格，以真理指导行为的努力。哲学之真与艺术之美、道德之善同是一种文化，一种价值，一种精神活动，一种使人生高清而有意义所不可缺的要素。”“所以哲学若果要有生命的话，是应该与大众见面的；大众若果要过有意义的生活的话，也应该设法与哲学亲近的。”（《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第120页，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梁启超说：“中国哲学以研究人类为出发点，最主要的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怎样才算一个人？”（《梁启超哲学思想论文选》第48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冯友兰先生讲得也很明白具体：哲学一直是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本”，“通过哲学而熟悉的更高价值，……在未来的世界，人类将要以哲学代宗教，这是与中国传统相合的。人不一定应当是宗教的，但是他一定应当是哲学的。”“每个人都要学哲学，正像西方人都要进教堂。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中国哲学简史》第1、4—5、9—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正是基于上述理解，冯友兰提出，他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而宇宙论的产生，是因为宇宙是人生的背景，是人生戏剧演出的舞台。知识论的出现，是因为思想本身就是知识。由此他进一步提出，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任务不是增加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参见孙正聿《哲学导论》第2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这也就是说：“哲学本身正是人的精神的故乡。”（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159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